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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针对学位房之热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热点城市开始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。比如，深圳建立了三部门联合监管机制，将市场监管部门的广告监管、住建部门的房企营销监管、教育部门的学位政策管理结合起来；再比如，上海推行重点*“指标到校”、“指标到区”，全市重点*都拿出60％左右的招生名额，在全市各区、各*之间分配，打破“对口直升”下，“重点*-重点*-重点*”一通到底的*通道和对优质资源的垄断。
北京对炒作学区住房、哄抬房价等行为，高压态势不减，直至停店、停网、停业。就在近期，合肥出台了楼市调控新政，其中明确提出，“暂停市区范围内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滨湖新区、政务文化新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其他区域指定*的学区范围内购买二手住房，在国内首次将限购政策直接划定在学区范围内。同时，合肥还明确了*学位“6年锁定”、初*位“3年锁定”的约束，打击囤积学区住房待涨价的投机炒作。
教育、住房和医疗，这是百姓*关心的三大问题，而“学区住房”则浓缩了其中的两个问题。优质学位与房子挂钩导致的“学位房”热、“学区住房”热，由来已久，而由学位引发的楼市热潮，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。不过，这一问题上升到综合监管举措、进入楼市调控文件，确是近期的事情。主要原因在于，近年来多校划片、公民同招、指标分配和教育均等化等学位政策改革，旨在推进教育均等化，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分配等，打破了过去“对口直升”的僵化模式。
因此，除部分“幼升小”的学位配给外，“对口直升”的学位房少了很多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学区住房”，即一个片区内按就近入学、电脑派位、公民同摇的原则，相对公平地分配，这对降低房子的学位含金量，降低对学位房的过分追逐，进而降低房价有很大帮助。不过，学位政策调整也好，加强市场秩序整顿也好，都是让蛋糕分配更公平，并未改变蛋糕大小。不增加优质学位供给，而名校在生源、师资和管理上的优势很突出，就很难改变大家对名校的追逐。
当下，“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的理念、家长对小孩教育的“强投入”，在各大城市均明显存在，而且有升级和加强的趋势。所以，只要A校比B校优质，哪怕优质程度并不十分突出，不管*、*还是*，各大城市的家长都会想尽办法、尽己所能，将小孩送到该校读书。所以，只要教育质量不均衡存在，就会有百姓口口相传的名校，就会有优质学位和其就近对应的楼盘之间的联系，学区住房热就会存在。但是，问题也不是增加供应就能解决的。
因为，不管教育资源如何供应，总有优中差劣的区别，总有发展有快有慢、管理有好有差的区别，不可能所有*的教育质量都一样，这在古今中外都存在。在大城市，有的区域发展得早，前期投入多、经济增长快、产业结构好，经过长期投入和积淀，教育质量也不错。于是，老百姓都去追逐这里的教育资源，也形成了“生源-投入-教育质量”的顺循环。
义务教育也好，教育均等化也好，要做的是享受教育的权利均衡、起点均衡，而不是绝对均衡。如同住房保障一样，其保障的是“有房住”，有相对体面的房子住，而不是保障每个人有“产权住房”，每个人都住好房子。政策能做的，除了增加学位供应外，就是隔断“有钱人买高价房-上名校-拉大社会差距”这种不公平的循环，即隔断高房价和名校的直接联系、刻板印象。
当然，大城市人口流入多、流入快，近年来包括公办教育等在内的公共服务的投入确实需要增加，但总量的*、师资缺口并不非常大。在规划审批上，每一个新批楼盘都要考虑学位的配给，缺口部分也会通过统筹片区内其他教育资源予以解决。当下，教育差别更多的是质量上的差距，追逐学位房只是为了更好的学位而已。解决学位房热，除增加学位供应，增加教育投入外，还应该着眼于本质问题，即如何“让教育归教育，让房子归房子”。 这里可以学习日本、新加坡的做法。以日本为例，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测算，日本全国公立*教师每6年流动一次，中*校长每3-5年调换一所*，全国推行定期轮岗。此外，日本公立*硬件设施、班级大小都严格按照统一标准制定，公立*的基本配置是：一栋多功能教学楼、一座体育馆、一个运动场、一个游泳池。所以，我们要做的是，任何*的软硬件设施、教育队伍、管理模式都应该是同一个标准，区级公共投入不够的，市级要补上。绝不能出现后发展的区域投入不够，为经济发展牺牲公共服务的现象。
- 公立学校 优质学位
